在这些标准上偷工减料会造成问题。虽然我们希望我们的模式适用于所有渔民，但如果他们没有正式组织起来，没有有效的制度结构（如合作社），我们的价值拯救干预措施就无法发挥作用。

因此，我们与已经在社会和环境方面表现良好的渔民团体合作。我们也会考虑那些正在茁壮成长的团体，为此，我们与专门从事提高合作社社会和环境绩效的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强有力的合作。

我们的经验是，需要通过与多级决策层的国家官员举行正式和非正式会议，对基本的蓝碳信息和原则进行初步的 "社会化"（提供、介绍和交流）。然后，应考虑清楚地了解国家当前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以及如何通过蓝碳行动来满足这些需求和优先事项，以确保该进程与正在进行的国家进程以及国际气候变化和保护承诺相一致。推动政策进程的人员在提供可靠信息、了解国家需求、确保满足不同参与者的利益、就复杂问题进行谈判以及调解可能出现的冲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对具体进程作出反应的速度不一定符合当地项目开发和实施或国际合作的短期目标。

当地人对什么是需要估值的 "优先 "生态系统服务的看法可能与项目开发人员和研究人员的看法不同。此外，数据限制可能会限制估值研究的范围。因此，可能有必要在初步诊断阶段与当地人协商哪些服务符合他们的需求和项目的需求，以及哪些服务可以估值。红树林及周边沿海-海洋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种类繁多，因此全面估值工作极具挑战性。因此，大多数估值研究都是局部的，取决于一系列假设和各种不同的方法。与负责数据处理和存档的政府代表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并充分了解当地生计和商业模式的详细情况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是为什么应同时开展生计研究的原因。